通过法治促进社会平稳转型（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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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治促进社会平稳转型 法律在促进社会转型，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法制转型与社会整体转型的过程是连接一起，并相互促进的。为促进社会的健康转型，法律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措施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促进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在一定意义上，平等是自由的条件，在一定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更真实的自由。社会的贫富悬殊，当然会损害自由。在一个过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也会出现自由的空洞化。但这显然不是说自由就因此失去了价值。平等的价值不能用来论证自由的无价值。平等的追求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自由，尤其社会主义对于平等的格外垂青，更可能在追求平等的名义下而压制自由。
打破不平等就是在促进自由。例如，打破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现资本的流动自由。尤其是要加强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权的保障，消除对于民营经济的制度性歧视，将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法律化。与此相关的，要打破地区垄断、行业垄断、所有制垄断以及其他的行政垄断，建立公平、合理、自由的平等竞争环境。要继续促进资本、人员、商品、技术的自由流动，来达到市场效益的最大化。
为实现转型过程公正，首先是保障权利平等的落实。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的最重要落实之一就是要实现人在基本人权方面的平等。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当前不平等发展的重要制度原因，也是造成大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近些年来越来越发严重的征地纠纷，其背后的真实原因就是农民没有对于土地的真正权利，农民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而没有享有平等的公民权，更进一步是公民还没有享有真正的公民权。例如，农民没有对于土地这种最重要财产的所有权，没有充分的结社自由而不能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没有迁徙自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享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因而，农民保护不了他们赖以维生的土地，他们没有对于土地的发言权，这些土地在集体的名义下或在快速发展的名义下被强取豪夺。
通过赋予人以平等权利，尤其是赋予社会的弱势群体以平等权利，可以减少大量的纠纷，可以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减少社会转型中对于底层的剥夺。例如，对于农民而言，就是尽快给他们以国民待遇，实现超越城乡二元结构的权利平等化。
二、通过法律“抑富抑强” 首先，要从制度上促进每个人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要尽量破除影响个人能力发挥的外在限制，如政治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等对人的限制，让每个人在
真正平等的机会面前自由竞争。建立自由竞争的条件，就需要促进必要的社会平等;要运用税收等方式来调节社会财富占有的过分悬殊，促进社会平等。这些税收手段包括:高额累进税制、遗产税、奢侈消费税等。尤其要严厉打击那种不义而富、不法而富，切断金钱和权力的联系，坚决抑制经济寡头势力对于公共政策的不当影响。
其次，要调整垄断行业的过高的垄断收入。垄断行业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甚至自然垄断等因素来获取利润，而是靠如特许经营权等所造就的行政性垄断。垄断行业业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凭借资本、权力与公有三者的结合，既低能、低效率，又骄横难以驾驭。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推进与此相关的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无疑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需要借助于国家法治校正市场自身的不足，尤其要校正市场不当竞争所强化的资源分配不平等。放任市场和资本的自发性，会导致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导致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这有损于人的尊严和人的发展。应当从社会整体需要的角度，从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限制市场和资本的自发性，调节分配。社会和国家既要积极建立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性条件，又要超越市场的狭隘眼界而寻求社会对市场权力的节制。
三、通过法律“扶贫扶弱”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贫困是对人的尊严的重大伤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并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贫穷有损于人的尊严，严重的社会不公也有损于人的尊严。共同富裕是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的一个必要环节，而过度的社会差别或贫富分化正是社会主义所努力消除的。贫困有损于人的尊严，不公平的差别也有损于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
这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者活得有尊严，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分享社会改革和进步成果的重要方式，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保障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方式。应该尽快实现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保障制度能够覆盖大多数乃至全社会成员。建立和完善对于社会弱者的救助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再就业培训制度等。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来保护弱势群体。要让各类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表达利益的机会，使利益表达机制得以制度化、常规化。例如，建立劳资集体谈判制度、集体劳动合同制度，拓展工会的功能。应当强化人大在代表和表达利益上的广泛性，健全听证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
四、促进社会自由流动
首先，自由流动是人的基本人权，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构成性要素，也是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必由之路。正是自由制度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前面提到过要促进人的自由流动的重要性;要继续打破各种身份的限制规定，彻底打破城乡隔离的体制，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流动自由和居住自由;要打破职业准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保障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和职业自由。
其次，要切实打破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实现资本的流动自由。尤其是要加强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权的保障，消除对于民营经济的制度性歧视，将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法律化。
最后，要打破地区垄断、行业垄断、所有制垄断以及其他的行政垄断，建立公平、合理、自由的平等竞争环境;要继续促进资本、人员、商品、技术的自由流动，来达到市场效益的最大化;尤其要改变权力过度介入市场的做法，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
五、社会的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 组织的多元化，是利益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自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组织多元化的基础上，逐步学习公共生活，培养公共理性，进而促进建立自由、开放而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间。组织的多元化发展，也有助于转变政府的职能，
通过组织的自治来减少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填补政府权力退出所带来的治理空白状态。政府精简基层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发展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多元组织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和国家政权进行积极的交涉活动，通过交涉性积极互动，政府的权力界限逐步明确。
组织多元化的方式是多样的。例如，在农村，应该鼓励兴办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农民协会等农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可以引导农民争取权益活动的理性化，减少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政府也更愿意与农民的组织，如农民协会来对话，而由它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对话也更有效；农民协会也可以充当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层组织，从而缓解在一些地方农民和政府的对立；农民协会等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治管理，这也减少了政府的某些经济管理职能。
因而，为了保障社会转型的深入和稳定，应该一方面从原来的过于僵化而剥夺自由的组织体系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自愿的再组织化。这种组织是为了保障自由的。对于个人而言，健康的组织化是提高社会自由水平和人的集体行动能力的必要方式。对于政府而言，公民社会的多元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得力助手。因而，应该充分保障结社自由，依法保障发展各种社会组织。
六、完善释放矛盾的安全阀制度
如前所述，言论出版自由权、罢工自由权、游行示威自由权、公民的诉愿权等都是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方式，也是伸张其利益诉求的方式。这些权利实际上也是社会释放矛盾的安全阀机制的一部分。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积极地疏导矛盾，而不是压制矛盾，应该让人们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宣泄不满情绪。如果没有这种正常的表达批评和不满的机会，那必然会逐步积累矛盾，最终酿成大动荡。为了稳定和化解矛盾，应该保障公民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的这些基本人权。
应该承认公民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维护其合法利益时享有抵抗权。对于民众的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合理抗议活动，应当予以最大限度地容忍并积极疏导，而不是动辄滥用法律制裁来予以简单化的处理。这样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应健全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在处理纠纷时，注重法律机制与非法律机制相结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大量激发，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以法律手段来处理这些利益纠纷，应该建立多渠道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及时便利而低成本地解决纠纷。当然，这种非正式纠纷解决渠道的健全，并不是要蚕食或替代纠纷的法律解决方式，也不能为了宣扬其重要性，而延缓甚至否定正式制度的建设步伐。
结合上文，你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法律治理的影响? 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最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