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视野中教授治学【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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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教视野中的教授治学 ——On the Professors" Academic Governa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ing Education by Law 作

　者：

　毕宪顺/赵凤娟

　作者简介：

　毕宪顺，鲁东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凤娟，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山东 烟台 264025

　原发信息：

　《教育研究》(京)2016 年第 201610 期 第 52-58 页

　内容提要：

　大学内部治理是“学术为根本”、“法治为保障”的治理，这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和治理的基本要求所决定的。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学术为根本”的实现依赖于“教授治学”的发展，“法治为保障”的确立离不开“依法治校”的驱动。教授治学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校只有彰显大学的学术性本质才具有实质意义。依法治校与教授治学相向而行是大学内部治理创新的中国进路。

　On the Professors" Academic Governa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ing Education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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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大学治理/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教授治学

　university governance/managing education by law/university governance by law/professors" academic governance

　期刊名称：

　《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

　2017 年 02 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战略设计和全面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成为教育领域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内容，在依法治教视野中推进依法治校，是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创新的核心问题。大学是学术性组织，治学是大学治理的要义，是治校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在依法治教视野中厘清依法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关系，推进依法治校和教授治学相向而行，探寻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进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内部治理的基本逻辑：“学术为根本”、“法治为保障”

　 对于大学内部治理改革这一议题，《教育规划纲要》给出了“中国特色”、“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加强章程建设”等方向性要求。在这些方向性要求指导下，社会有关方面及大学内部更加积极深入地展开了对大学内部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思考和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从理论上来看，大学治理研究正是将有关治理的思想、理论、方法和视角引入大学研究的产物。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进行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

　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可见，治理强调“多元利益的协调”及多元利益主体“采取联合行动”。迄今为止，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管理学家对大学这种组织所进行的研究，其结论都表明，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2]就大学内部而言，存在学生、教师、行政人员等诸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有其各自的利益诉求且很大程度上不同甚至相互冲突，大学内部治理必须权衡和协调这些多元利益，并促使大学内部的这些利益主体采取联合行动。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内部治理模式上倾向于行政化。大学内部行政力量在大学的决策、管理和实际运行中处于“一股独大”的地位和近乎“一家独断”的态势，大学其他利益相关者甚至诸如大学内部学术力量等战略性的大学利益相关者在大学决策与管理中的话语权微弱，实际参与效能乏善可陈。[3]由此，从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现状来看，要对大学内部治理进行改革创新，促进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改变这种行政化倾向，从行政化导向的治理走向多元利益主体共治，构建大学内部治理多元共治结构或模式，从而有效协调大学内部多元利益并促使多元利益主体采取联合行动，提升大学内部治理效能。那么，这种多元共治模式的构建有无基本的逻辑可遵循呢?从世界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大学治理有董事会制、评议会制、理事会制、委员会制等多种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和结构变化多样，但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共同价值内涵和构造元素——学术和法治。21 世纪初，欧美大学在市场化和新管理主义运动的冲击下，大学治理呈现出新的态势，但基于学术逻辑和法治保障仍然是大

　学治理永葆生机的关键。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与创新中，无论所要构建的多元共治结构或模式的具体制度形式如何，在构建过程中，“学术为根本”、“法治为保障”是其应遵循的基本逻辑。这是由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治理的基本要求决定的。

　 大学组织的学术性本质决定大学内部治理必须遵循学术逻辑，坚持以学术为根本。大学以“高深知识”为操作材料的学术性主旨从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不仅历史上如此，不同的社会也同样如此”[4]。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活动：无论是通过传承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还是通过创新高深学问发展科学，抑或是通过应用高深学问直接为社会发展服务，都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而展开的。无论是“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还是“传播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学术始终是大学各项职能活动的根本所在。[5]事实上，现代大学区别于其他林林总总的社会组织的根本，就在于其各项活动的学术性本质。离开了学术逻辑，就丢掉了大学组织的核心利益，动摇了大学组织存在的合法性。由此，大学内部治理无论如何进行改革和创新，都必须坚持“学术为根本”的基本原则。

　 大学内部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保障，这是由治理的基本要求所决定的。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6]不管是正式的制度安排，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系列规则。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

　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主体权力的确立及规范行使，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各主体利益协调和联合行动中的平等协商、谈判妥协与共同决策过程及程序等都需要规则的保驾护航。这些规则的呈现和有效运行须在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保障下实现。规则是治理的重要基础，法律制度是规则建立与运行的基本保障，“法治为保障”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1966 年，美国教授联合会(AAUP)、美国教育委员会(ACE)及大学和学院治理委员会(AGB)共同发布《大学和学院共同治理的联合声明》，确立了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共同治理的原则，建立了一套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程式标准，并对校长、教师、管理者和董事会的治理边界和权限进行了划分。[7]这一法律文件所确立的“原则”、“程式标准”、“边界和权限划分”等一系列规则，为美国大学共同治理模式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使这一模式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迄今仍然是美国大学主流的治理模式。可见，无论构建什么样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均必须依靠法律法规建立起一系列明确有效的规则，并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促进这些规则的有效实现。“法治为保障”是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和创新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当前我国大学治理的制度安排及《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大学治理的方向性要求看，在大学治理的微观层面，即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学术为根本”的实现依赖于“教授治学”的发展，“法治为保障”的确立离不开“依法治校”的驱动。“教授治学”和“依法治校”是“学术为根本”和“法治为保障”这两个大学内部治理基本原则的理念与制度表现

　形式。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是构建基于学术与法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是学术组织，现代大学制度构建须以学术治理为根基，学术治理必然要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现代大学制度是法治框架下的大学制度，必须体现法治精神，遵循法治逻辑。

　 二、依法治教的视野：依法治校保障教授治学

　 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变革过程中，教授治学是确保大学学术性本质的关键所在。[8]教授治学与依法治校息息相关，依法治校是教授治学得以实现的法治保障和制度基础，教授治学需要法治思维、法治精神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没有依法治校的保障，教授治学只能流于表面和形式。

　 (一)基于依法治校保障学术权力

　 我国教授治学的制度主体——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委员会制度等，主要是基于行政驱动产生的，并在行政逻辑下运行发展。这种依靠国家权威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变迁，经常会陷入制度设计的“诺斯悖论”：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制度管理趋向形式化；另一方面，教授治学的具体实践被动迟缓，缺乏制度创新压力。要避免这种悖论，从宏观上，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高校办学自主权做出更为明确和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从微观上，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规范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保障学术权力，促使教授治学由被动转为主动。

　 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教授治学制度主体学术权力的保障不足，需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进一步彰显和捍卫学术权力。以学术委员会制度为例，1998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

　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及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并未提到其对学术事务是否具有最终的决定权。2014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规定，“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1998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将学术委员会权限定位为审议和评定，2014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将其权限提升为决策。两部法律文本存在明显差异，下位法与上位法产生错位和冲突，学术权力发挥的法律效力模糊，导致实践中无所适从。2016 年 6 月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将学术委员会的权限定位于审议、决定学术事务发展，强调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进一步彰显高校内部学术权力。

　 (二)基于依法治校强化学术组织

　 教授治学的有效实现依赖于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不断强化。推进依法治校，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建设，为促进学术组织的不断强化提供保障。以学术委员会为例，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对其学术委员会组织建设进行了改革创新，强化了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性。清华大学目前的第九届学术委员会由 56 人组成，其中没有党政领导职务的“纯教授”约占 3/4。北京大学修订完成新的《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其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今后北大学术委员会 90%以上的委员是教授和学生，委员将通过周期选举产生。要强化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性，首先，高校应完善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学术委员会作为高校核心管理机

　构的主体地位；其次，设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办事机构，并在学术委员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分教学、科研、人才委员会等，从而完善学术委员会机构设置，职责分权，提高办事效率；另外，对于委员的遴选方式应采取民主的方式，委员具有任期限制，使教授和学术人员作为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人员；最后，应强化监督机制，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开制度等对学术委员会的运行予以监督，保证决策的公正公平。

　 (三)基于依法治校规范议事规则

　 无论是学术委员会制度还是教授委员会制度，都是以委员会会议来行使职权的，在此过程中，议事规则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议事规则的规范化是教授治学有效实现的重要条件。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完善高校内部《学术委员会章程》、《教授委员会章程》是教授治学议事规则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基本保障。

　 目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委员会制度还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议事规则。以教授委员会制度为例，我国已成立教授委员会的大多数高校制定并颁布了《教授委员会章程》，内含议事规则条款，包括了法定出席人数、表决原则等内容，但这些内容规定的极为笼统和原则化，且很多内容没有涉及，诸如议题提出后怎样讨论，怎样达成一致，由谁来监督执行，以及教授委员会委员不参加会议应该怎么处理等议事规则，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教授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还很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这必然会增加教授委员会运作和决策的随意性。教授治学议事规则的规范依赖于法律规章制度的完善。规章制度对组织的议事决策具有重要作用：第

　一，组织规章制度决定了注意力的分配，从而影响决策的频率；第二，规章制度决定了什么人参与决策的过程，从而影响决策中利益分配的结构和基础；第三，规章制度决定信息的搜集、加工和解释的组织结构，从而影响决策过程的走向。[9]可见，规章制度在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委员会制度议事规则的规范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相向而行的大学内部治理路径：依法治校推进教授治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校同样如此，只有所依之法为“良法”，依法治校才能真正推进大学内部善治的实现。纵观大学组织的历史，其核心价值与核心竞争力从来都是由教授群体贡献的，如果把大学比喻为一支球队，教授毫无疑问是场上的绝对主力和灵魂。而历史上大学所产生的许多危机都是根源于对这一基本常识的无视与冒犯。[10]依法治校所依之“良法”除了需要遵循良法的一般性要求，还必须遵循大学学术性本质的基本要求。如果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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