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2篇】
机制，是指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语出清 丘逢甲 《汕头海关歌寄伯瑶》：“西人嗜糖嗜其白，贱买赤砂改机制。”在社会学中的内涵可以表述为“在正视事物各个部分的存在的前提下，协调各个，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孙立平：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2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孙立平：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2篇
第1篇: 孙立平：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浅析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及对策
（一、不稳定因素）
过去的20 多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呢？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
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
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而遭受大幅度损失
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2.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3.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二、及时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措施）
稳定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只有以改革求稳定，以发展求稳定，以变应变才能真正保持长久的稳定。道理很简单：犹如自行车一旦停止转动就会失去平衡，骑在车上的人就会摔跤。稳定不是静止不动，不是没有冲突。维护稳定不是维持现状、回避矛盾。为稳定而不敢深化改革，为稳定而不敢扩大开放，为稳定而拖延政治民主化进程，那无疑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维护稳定既要着眼于根本、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下大力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而产生的矛盾和混乱，又要认真对待具体的、局部的、眼前影响稳定的实际问题，真正使社会稳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一、要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始终放在首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认真做好重大信访问题及信访积案的排查处理工作，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要加强对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干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积极依法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有效遏止群众无序越级上访。
二、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建立和完善例会制度，加大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力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处置难度大、政策性强。要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
要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要加大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力度。
三、坚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层级管理，实行重点矛盾纠纷领导包案，严格兑现工作责任奖惩。要建立层级管理机制和定期通报制度。要实行领导包案机制和挂牌督办调处制度。要建立定期回访制度和工作奖惩机制。
四、突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重心前移，坚持工作平衡发展，切实做到调处横向纵向有机结合。要突出重心前移。要坚持平衡发展。要做到有机结合。
五、加快发展，合理分配，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加快改革，健全民主，推进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关键。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要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一个重要问题是依法有序地看待和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依法治国这句话，大家都拥护，这就意味着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要做到确保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必须清除特权和腐败圈子。我们固然要理性对待内忧外患，但决不能让“谁反腐败，谁举报，谁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的“稳定论”迷惑人们的眼睛。
第2篇: 孙立平：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常建华
内容提要
作为新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于20世纪初诞生后，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三个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剧变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到尽头和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走向深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除了在社会形态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外，其他研究基本陷于停滞。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复兴之路。学术界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注重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和区域社会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明显特征。
作为现代史学一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诞生于20世纪初，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已走到尽头，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倡言社会改革的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为新纪元献上了史学革命的厚礼。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次年，他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给历史下了新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新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促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发生改变、治史者由重视政治史转到重视研究社会史，除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外，还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系统介绍了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也影响了历史学界。目前所见较早论述“社会史”的是李璜于1926年发表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东方杂志》23卷20号）一文。此外，促进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伴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20年代兴起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它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很深。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整体史学，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著作，首推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的新局面。此外吕振羽、侯外庐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体现了新史学的特征。当时广义的社会史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以研究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为主，是社会发展史；狭义的社会史主要探讨民俗习惯等大众生活，社会分类及其组织、结构。新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科学学者对社会史表现浓厚兴趣。二三十年代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最早的一般是留学归国人员，稍后是经过他们培养出的学生。这些人早期教育受中国传统学术训练，熟谙典籍，接受西学后，很容易将新的认识工具在旧学中运用，剖析传统社会文化，做出的成绩也别有洞天。以社会学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主张中国社会学应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燕大社会学系培养出的学者确实在社会史领域一显身手，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为社会史名著。此外，吴景超留学归来任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探讨汉代社会史。董家遵也是学社会学出身，研究婚姻史。研究社会史的其他社会科学者，有学哲学、宗教学的江绍原，著有《发须爪》、《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和优生学的潘光旦，研究家族与人才别开生面；学法律的陈顾远，著有《中国婚姻史》。当然，研究社会史最多的还是学历史的，他们在断代社会史和专门社会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50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社会史研究
50年代以后历史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称，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四个问题均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二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前者的讨论沿袭社会史大论战，以解决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后者是50年代提出的，为通史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集中在五六十年代，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解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印证中国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代及其定义、出现的经济部门、发展的程度及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发展缓慢的原因。上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旨在诠释一种理论模式。
有一些严谨的学者在社会史方面做出了成绩。历史分期方面，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定稿于80年代，但主要是总结以前数十年的研究和思考。再以农战史为例，发掘了农民运动的大量史料，整理成系列的资料集，基本上搞清了历代农民运动的状况。而且由此引发的农民史与秘密宗教关系的讨论，还推动了秘密社会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产生了如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等实证性成果。此外，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建构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
60年代，史学界批判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以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四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状况。一些学者试图从探讨“四权”问题入手来认识传统社会，这又突出表现在“族权”问题上。除了不少批判族权的政论文章外，也有个别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是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在诠释经典理论和以阶级斗争治史的潮流中，也有部分史学家保持历史主义的治史态度，把占有史料和独立思考视为学术生命，从事创造性的社会史研究，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唐长孺的几本论文集就是代表。
总之，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战史成果可观，但多数研究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生产方式之外的丰富社会生活史研究少见，诸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难觅，社会史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况。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了振兴之路。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思考阶级问题为突破口的，1983年、1985年分别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这时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资料扎实。如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制度》等。
人们对以往的研究模式也开始全面反思。8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有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是生产方式发展史，也具有社会史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要表现在广义的宏观社会史方面，所建构的社会历史理论模式为“骨架”的社会史，没有具体“社会生活”的系统论述，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 这是中国理论界长期忽视的。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种思考的大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解放，其动力主要来自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历史理论方法的反思、由于现实生活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理论的探讨、国外社会史理论传入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重建的三方互动。
198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之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相继撰文，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史进行了讨论，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新时期中国社会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断代的社会史、社会群体及其结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人口社会史、社会习尚和以社会为视角的其它研究方面。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展望
回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我以为有如下发展趋势：一是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加强，开展跨学科研究；二是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将日益凸显；三是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四是深化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史基础问题的研究；五是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增加。近期本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有：地域社会史、家庭与宗教、基层社会与国家、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疾病、医疗以及生态的社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始终以新史学的面目出现，研究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方法之新，推动了历史学的前进。“新”是社会史学的生命，在进入新世纪之际，衷心祝愿她以更新的姿态开辟新天地。面向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以提升学术水准、加强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研究、突出中国社会特色为目标，加强问题意识，推出精品，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展现出新的风采。
（《光明日报》2001年3月20日）